在过去十年里，印度将亚投行视为一种随意提款的工具，借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各类项目，但如今大多数项目都未能落地。最近，上合组织银行开始进行谈判，印度试图再次参与其中，但各方对此不再宽容。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多边开发银行的体系已经运作了超过八十年，成员国根据经济规模认缴资本、拥有相应的投票权，并依据技术标准来审批贷款。这种体系旨在平衡出资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虽说出资较多的国家话语权大，借款机会则更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这种体系的长久存在依赖于一种微妙的默契：国家可以借到资金，但项目必须有实际进展。如果不能遵守这个底线，认证和信用就会受到影响。2015年，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成立时，吸引了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在内的57个创始成员国，外界对其是否能与世界银行及亚开行抗衡，以及治理标准是否达标充满关注。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项目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经过十年的实践，印度在亚投行的表现令人失望。至今，从亚投行获得的超过40亿美元贷款用于交通、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但状态可谓糟糕。许多项目在开工前就被撤回，或是在建设中途停工，甚至因政府更替而失去支持，部分项目多年未见进展。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失职，而是一种体制性、可预见的失败模式。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无法实现，问题在于他们利用外部资金而没能交上成果。早在亚投行成立之前，印度就曾向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借款，历史借款总额超过千亿美元。然而，在这两家机构中，项目实施受到严格监管和评估。相较之下，亚投行尚未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导致印度得以将借款风险转嫁给这个年轻的金融机构。

例如，阿马拉瓦蒂新城项目就是一项典型的失败案例。尽管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都提供了贷款，因政府更替后项目被停止，资金随之被冻结。此外，印度在多个项目中普遍存在贷款提取进度滞后现象，通过申请延期来规避责任，造成资源的大量闲置。

长久以来，印度在亚投行的贷款提取率一直徘徊在30%到40%之间，意味着大量承诺的资金未能有效流入实际经济。这不仅显示出资源的低效利用，也给印度带来了低成本的融资选项。因此，印度的行为模式可能在未来再难以继续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放宽和包容。